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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风雨家国情
        一一读《袁宝华回忆录》随感

        作者:朱焘 +关注作者 来源:中国大香焦依人在线日本网 2019-05-13 14:14 标签:
        2019年1月11日,我参加国务院国资委老部长党支部春节联欢会时,获赠出版刚半年的《袁宝华回忆录》。

          2019年1月11日,我参加国务院国资委老部长党支部春节联欢会时,获赠出版刚半年的《袁宝华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一个星期读罢,又重温10年前出版的袁老缅怀老领导、老战友的文集《永远的怀念》(以下简称《怀念》),念及已经去世的吕东、胡昭衡等袁老的老同学、我的老领导,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良多。
          我看过的名人回忆录很少,还多是国外的,离我都比较远,但袁老的《回忆录》大不相同。在《回忆录》重载袁老2015年的《百年谣》,里面有这么两句:“百年风雨历征程”“百年河山家国情”,更使我浮想联翩。因为在袁老的百年征程中,我认识并在他领导下工作有33年。《回忆录》中讲的人和事,有的人我也熟知,有的历史场景我也见过,一些评述我亦感同身受。
          同是我老领导的吕东、胡昭衡过世时虽然也属高龄,也有大量著作、文章留世,但他俩未及写下象袁宝华这样从童年说起的回忆录。即便如此,仅是读完《回忆录》和《怀念》两本书之后,联想一些往事,76岁的我不但增添了对他们三人的敬重,为他们都是我的益师(老领导)良友(校友)而深感荣幸,更是为他们赋有的“家国情”和他们之间的友谊、友情之非同寻常而再受教育。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冬的一次国家经委办公会上,吕东、袁宝华、胡昭衡会前忽然低声、兴奋地谈到樱桃沟聚会的事,说谁来了未见到、谁大概因为何事未来等。我当时是党组秘书、党组办公室副主任,听了很好奇:天气都冷了,这些老同志还结伴游玩儿啊?当时也不便去问。
          樱桃沟确是北京香山一个有名的风景区。我在北大读书时曾两次与同学去玩,记得那里涧水潺潺,林深石迭,并未见樱桃树。一次有同学在这里巧遇朱德总司令,他老人家触看一位女同学胸前校徽笑呵呵地说,是北大的呀,好好!在校传为美谈。今读《回忆录》,方知是吕东、袁宝华、胡昭衡包括我在校时的校长陆平等,那些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战友们,约定在此聚会。那为什么选在这现在也显得偏僻的山沟呢?吕东、袁宝华、胡昭衡三人年龄相仿,吕胡同年,袁小一岁,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大同期学生(吕、胡为历史系,袁为地质系)。在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华北告急的国难之际,他们热血沸腾,都积极参加、组织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经过袁在《回忆录》的详细描述,我加深了对这场“血与火”斗争的认识,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主席把这次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袁宝华等在运动后响应地下党号召,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20多天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袁负责北大西斋“民先”的组织工作,并创办了《炮火》壁报。“‘民先’十分注意组织队员学习军事知识,多次组织到西郊大觉寺、老虎洞进行军事训练,在香山樱桃沟等处举办夏令营,请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人讲授游击战课”(《回忆录》第26页),为武装抗日做准备。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地下党为了保护这批青年知识分子,让他们离开“民先”,奔赴新的革命前线。袁先回河南组织青年救亡工作,后去延安在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工作;吕和胡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他们三人分开后,战友情从未释怀。《怀念》有这么一段话似可代表:“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白城子同志告诉我,蒙骑一师的政委,高个子,河南人(按:胡与袁同乡,吕是辽宁人),自称是我北大的同学,打听我的情况。老同志、老战友殷殷眷注之情,令人感奋!”
          他们三人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民先”,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并不复杂。《回忆录》说当时我们年轻学生“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我逼上了革命道路”。吕袁胡三人都是富家子弟,深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处理国与家的辩证关系上毅然把国放在了第一位。为了民族解放,先辈们这样奋斗的故事很多。他们总结的历史教训也很多,我想起改革开放之初常听到的是:“落后了就要挨打”。世界上过去、现在是这样,将来会不会也是如此?一百多年受外强欺凌的我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算是“落后”了。但我们应该记住自己是怎么从挨打中站起来,又怎么从落后中再崛起的,剩勇奋斗继续前行;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史训,走“富不骄,强不霸”之路。“一二·九”运动的纪念碑就立在樱桃沟。
          (二)
          现年60岁以上的人,大概大多数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跃进”带来的“饥饿”,“大革命”带来的“内乱”留有难以磨灭的记忆。当然因地域、环境、地位不同,各人有不同的感受。《回忆录》叙述了东北解放后东北工业恢复、发展中如何“出产品、出经验、出干部”,以及新中国工业如何稳健的起步;叙述了袁、吕等1952年随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我国“一五”计划苏联援助项目、日夜加班工作的具体情况。在讲到“156项工程”项目时,我立马想到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沈阳黎明公司”是156个之一。那是边学边干,付出辛劳就有收获的岁月。由于“一五”计划顺利实施、提前完成等客观原因,“党内搞经济建设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头脑越来越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为了超英赶美,“以钢为纲”的钢要高产,“以粮为纲”的粮要高产,互比谁的指标高,谁讲实话谁倒霉,有的国家领导人被批“离右派不远”,基层农民也可以扣上“右倾分子”被批斗。其时袁宝华是冶金部领导,他详述了“指标”如何一次次飙升,主观意志如何不可阻挡。结果是“全民大炼钢铁”,用饭锅当废钢,以木材代焦炭,丰收年份的粮食留在地里,各种“卫星”套红印在报纸上。袁的家乡是河南省南召县,“当时《冶金报》报道这个县日产1000吨铁,我大吃一惊,‘大跃进’把我家乡伏牛山上的树基本上都砍光了。”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1958年就“跃进”到1108万吨(计划1070万吨),报喜的背后是不能用的废钢占了一半。我那时在初中读书,学校操场上垒起小土炉,师生们留着汗水、打着瞌睡炼出的几吨渣钢,应该也在千万吨钢中占有一份。
          1959年开始纠“左”,“可是出人意料,庐山会议不仅没有纠‘左’,却突然转向,反而批右,造成国民经济更大的损失。”其间之秘迷,恐怕党史专家才能弄得清。“文化大革命”初期,“混乱”中有人油印散发的供批判用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呈送的“万言书”,我们大学生看了不知真假,只能揣想一二。袁宝华在书中从工作角度概括的是:“1958年是难忘的一年,1959年是难堪的一年,而1960年则是最难受的一年”。接下来是“过渡时期”(不知什么人起的“名字”),实际上是“饿肚时期”。“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很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邓子恢主张在农村搞承包,受到大会公开批评时,“脸色煞白,一句话也不说”。《回忆录》里对高层不同意见的回忆,对基层人民疾苦的描述,字里行间里透出深沉、无奈的“家国情”。
          中华民族具有自纠、自愈功能,若此才有延续不断的五千年文明,我们党也有这个传统。“纠”与“愈”的过程也充满了斗争和伤痛。
          1961年,国家对经济发展终于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知道这是针对“大跃进”“饿肚子”等问题提出来的,人们“菜色”的脸上有了“喜色”。看了《回忆录》“对国民经济伤筋动骨的调整”一节,方知看似简单的这八个字,其由来、变化,颇耐人寻味。1960年8月计委提的方案是“整顿、巩固、提高”,国务院会上,善于审时度势的周恩来知道“提高”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于是把“整顿”改为“调整”,避开“整顿”这个分量较重的词,还加上了“充实”二字。这样的更改,在头脑发热岁月刚刚过去的时势下,更易为上下所接受。实际工作之难,袁宝华称之为“伤筋动骨”,不是“调整”二字体现得了的。
          经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重要的还有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到1965年,主要工大香焦依人在线4产品产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规律,“1966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动乱。对党、国家和人民来说,是‘左’倾错误酿成的一场悲剧。”《回忆录》这段评论符合党中央1978年作出的有关历史决议,袁还说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从‘四清’开始,‘四清’是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按:1962年9月;全国正在进行经济调整;我刚进北大校门)突出‘阶级斗争为纲’开始,《二十三条》又错误地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我在1966年的年岁,恰与三位老领导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时年龄相仿有“满腔热血”,万千学生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哪打哪的“革命派”。而吕东、袁宝华、胡昭衡等这些北大老校友,早已是“当权派”。他们都是单位“一把手”,共同的帽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历又各不相同。在这场人为的危难中,我想是固有的信念和家国之情支撑着他们在新的风雨中经受不一样的考验,走出了悲剧。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吕东是冶金部部长,很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致蒙冤入狱,家破妻亡,被关在秦城监狱四年多,直至林彪出逃后才恢复工作。胡昭衡时任天津市市长,被诬为“三反分子”,受折磨最厉害,身心俱损。袁宝华是相对幸运的部级干部,时任经委副主任兼物资管理部部长,开始也被诬为“叛徒、特务”,但很快查证造反派列举的才是“假材料”。“靠边站”一年半后,在周恩来干预下解放出来,参加国务院业务组领导下的计委生产组任组长。三人的“运命”不同的原因,《怀念》一书中这样分析的:对吕东,“冶金部是个老部,经过反右派和清理中层等运动,伤人多,积怨深,加上几个造反派野心勃勃,个别军代表推波助浪,吕东的日子更不好过”。对自己,“由于物资部成立不久,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没有历史旧账,而且军代表很公正”;我觉得恐怕还应加上一条:当时乱哄哄的局面,国务院“促生产”实在缺人手,只是周恩来、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里等高层领导不行,没有得力的部级干部就“断档”了。对胡昭衡,《怀念》文中没有分析,但我觉得起码有这么一条,作为党内有名的文学爱好者、杂文大家,直至建国后任内蒙古副主席仍然“一篇篇杂文针砭时弊,文笔犀利”,连续在《实践》杂志上发表,这与当年北京市杂文“三家村”的《燕山夜话》何其相似,“文革”中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作为杂文习作者,我对此有点感受,多些理解与同情。
          令我不只是理解、同情还加上敬重的是袁宝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九年的艰辛工作。《回忆录》有一段情深意切的自述:“在那极其艰难的年代,我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组织和领导国民经济的运行,负责工业交通生产、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亲眼看到并深刻体会到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左’倾错误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经过。我深感有责任把这一段不幸的历史写出来,把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人。”经济形势怎样的极其困难?斗争怎样的艰难曲折?书中均有详细的叙述,我也难摘其要。袁宝华写道:“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工厂没有完全停工,铁路尚能运输,国民经济尚能维持运转,是生产组起了‘救火队’的作用。那个时候搞生产的人也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许多领导干部随时有被揪斗的危险,而且在那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组织生产调度也十分困难,生产组能够顶住各种干扰,也是靠周总理保护。”连为群众生计、“闹革命”之需而抓生产的干部都需要保护,可见周恩来总理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万难、托众望于一身的国之大梁,正是他的领导艺术、斗争策略,以及袁宝华这样干部和群众的给力,才维系了国民经济没有全面崩溃。这是何等的家国情怀!
          在危难、艰难时表现出的这样情怀的共产党人还很多,《回忆录》多有记述。比如1967年2月政治局碰头会上,包括4位老帅在内的几位国家领导人当面痛斥陈伯达、张春桥之流搞乱中国的“二月抗争”(中央文革小组称之为“二月逆流”);比如1975年邓小平复出,不承诺不否定“文革”,不但对经济方面进行整顿,而且对军队、文艺等进行全面整顿,并在当年大见成效等等。三位老同学、老战友也是如此,袁宝华领导的全国经济运行“救火队”,夜以继日,不惧风险,苦撑困局,无私贡献。吕东被解放出来到华北协作区筹备组,“仍保持老作风,经常深入大香焦依人在线日本调查研究,抓实事,抓重点,锲而不舍,一抓到底。”胡昭衡遭受“残酷斗争”,事后淡然处之,“与国家遭遇的浩劫相比,个人遭遇只算小苦难吧!”(以上均见《怀念》)。他们尽可能地互通信息,互相帮助,以大局为重,以国运为怀,感人至深。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回忆录》讲的那些上上下下的抵制、斗争和整顿,“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兴许更严重。而且,这可能也是晚年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关键时刻把国家领导权交给华国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1982年成立新经委的主要办公地址“九号院”,也是吕东、袁宝华、胡昭衡三位老同学、老战友“分离”40多年“重聚”的地方。我称自己在九号院这一段工作是“如歌的岁月”,我想对他们更是平添一份人生情谊。
          1937年,他们三人从北大各赴东西之后,吕与袁相见较早,是在1949年的沈阳市。袁从延安辗转到沈阳,不久调入东北工业部。在此之前,即东北解放之初,吕就随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在晋察冀做经济工作的吕这时是东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袁到后任计划处处长(朱镕基、林宗棠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该处工作)。《怀念》中袁说:“在东北工业部3年,是我学习做经济工作收获最大的一段时光,吕东同志好学实干精神对我启发很大、影响很大,感受很深。”1956年冶金部成立后,吕是第一副部长(1964年任部长),袁先后任办公厅主任、副部长。1960年袁调任经委副主任兼物资管理局第一副局长。从沈阳到北京的这一段,吕与袁共事长达11年。胡昭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并在这个岗位上办了离休手续。
          新经委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兼主任,吕与袁都是副主任、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后来,吕接任主任,袁是第一副主任。胡被聘为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常列席经委会议。这三位老同学、老战友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于九号院重聚,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共同的信念与工作岗位,让他们又一次焕发了革命青春。《怀念》里袁讲到吕:“由于我们的老关系,我又是老经委,他对我的意见非常尊重,我们合作得很好。吕东同志遇事谨慎,深思熟虑,百无一失,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他共事,心情总是愉快的。”称之为“我的良师益友”。讲到胡:“岁月不居,相知弥深”,不仅交流工作,还互勉诗词,是“同志加挚友”。我第一次见到吕东,是在他任航空部部长,他视察沈阳黎明公司,我在公司参与接待的时候。后来我在航空部、机械委一直在他领导、关心下工作。第一次见到袁和胡都是在九号院的吕东办公室,记得见袁时,几分钟闲话中有两句:“我们还是校友呐!”“大跃进吹牛皮,贵省(安徽)是冠军,我们省(河南)是亚军”,一下子拉近了两代人的距离。后来几年里,我因为做办公厅工作,在九号院经常与三老见面,他们勇于开拓、严谨乐观、高瞻远瞩、关爱干部的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相互扶持、诚于切磋的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多有熏陶与教益。
          1982~1988年的经委正处在我国经济整顿恢复,探求工业发展新方向、新途径的重要时期,工作紧张多头、斑斓多彩,《回忆录》里有生动具体的记叙,并说“为当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部,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我的拙著有关章节中也有简述,不再重复。但如今社会上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前10年没做什么事,这显然是少知而偏颇。应知“万事开头难”,应知从中央到地方有无数动人的故事。经委系统工作也只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方面军。仅就打开眼界来说,且不细说袁宝华讲到1978年前后奉中央领导指示带队“走出去”访问七八个发达国家,并在日本“蹲点”一个月的新收获、新作用,这里先举个我的小例子:九号院的八十年代初,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负责人被“请进来”在南会议室讲课,我耐心听后脑洞大开,原以为证券只是股票、债券,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名堂,虽然顶多是“知其然”;还没想到的是,在讲完课后还主动让听者“提问”,沉默少许有人好奇地问负责人和同台日本翻译工资多少,回答后补了一句:我交完个人所得税,和他(指翻译)差不了多少。大家才知道,日本所得税率“累进”得够厉害。
          再讲个历史性大例子,即《回忆录》里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我50多年的经济工作生涯中,风风雨雨,耳闻目睹,多半是在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渡过的,见证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那‘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无序经济。新老经委(包括生产组)在不同时期都做了不可替代的工作。”见证这五种经济体制的人不多。新经委对前三种经济体制以及它们的交叉、碰撞都经历过、实践过。在历史性转制过程中,有多少人日日夜夜付出的心血,有多少个已知未知的沟坎、险滩的跨越,创造了无数个历史性第一。比如一个土“包”子从农村的地下冒出来,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冲破阻力进了城又很快解决了钢产量上不去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经委党组讨论要不要宣布取消多年定量供应有关证票,最后决定建议让它们自行失效为好时,大家十分兴奋的场面。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源自于邓小平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即使他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等被一些人视为的“土”话,也给当时很多人增加了在渐进中敢闯敢探索的勇气。改革开放的前10年,改革与发展似慢实快,全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7%,举世振奋。尽管其间问题不少,但它为前进寻定了方向,为后来发展打下了基础,应该说,成就来之不易,开拓之路,多有艰难,我们不能“事非经过”就一定“不知难”。
          1988年国家机构改革计委、经委合并成立新计委之后,吕袁胡三位领导已年过70岁,均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袁宝华在1979年初就创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经济团体--中国大香焦依人在线日本管理协会,最先提出“自治、自立、自养”的建设原则,后改名为中国大香焦依人在线日本联合会(与中国大香焦依人在线日本家协会合署办公)。吕东退下后,创建了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后改名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胡昭衡创建了北京杂文学会。这些社会经济团体的工作,也都是改革开放中开创性事业。我荣幸地是这三个会的兼职副会长,前两会的副会长我兼了20多年,并兼中企联旗下《大香焦依人在线日本管理》杂志的主编数年。这让我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继续学习他们如何做人做事,包括从中企联的继任领导陈锦华、王忠禹,工经联的继任领导林宗棠、李毅中等那里学习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以后做协会工作大有裨益。
          (四)
          2015年5月23日,在春风沐浴的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聚集了100多人,参加“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中国大香焦依人在线日本联合会会长王忠禹主持,百岁高龄的袁宝华专程出席。会上,传达了习近平办公室转达的总书记对袁老百岁和座谈会的祝贺,朱镕基、顾秀莲、陈锦华等原国家领导人,现任副总理马凯等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家欢聚一堂,庆祝袁老百岁华诞和他系列著作出版。朱镕基在讲话中称袁“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顾秀莲说袁“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典范”,马凯的《七绝》献诗:“百年长卷尽斑斓,戎马兴邦三百篇;更有李桃花竞放,同期茶寿仰高山”,简练地描述了袁老百年精彩人生,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似可代表大家的心声。
          这个特殊的座谈会,也是一次友谊、友情的交流会,王忠禹在小结时就说“大家的发言充满了感情、尊重和友谊”。与会者都是与袁宝华工作、生活关系密切的人,大多数已年过古稀。我也是参会者之一,也为会上的气氛所感染,不由得想起袁老80岁生日时曾自赋诗《八十述怀》,彼时和者甚多,我写的四句学习感言也被收入和诗集中,最后一句就是“相期再庆百年春”。也不由得想起袁老的老同学、老战友吕东、胡昭衡,吕老去世后我曾写怀念文章《忠厚长者勤政楷模》,胡老去世后我曾写纪念文章《要做真的人》(在北京杂文学会纪念胡老会上宣读,题目为胡老诗中一句)。当然,我尊重的老领导很多,对我成长的帮助很大,都难以忘怀,只因吕袁胡三位相互是老同学、老战友,吕袁是我人生受教得益最长的直接领导,胡是我写作杂文的引路人,我又高攀他们是老校友,故而籍读《回忆录》之机,三人联系忆谈写此一文。
          人生之路既短又长。从樱桃沟到九号院46年,从九号院到芳菲苑33年,袁宝华今年已104岁矣!2019年春节前两天,我又一次去拜望袁老,轻抚老人家历经沧桑的双手,往事历历,感慨不已:“一二·九”运动那样的革命斗争不能忘,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新篇不能忘,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忘。美好生活、富强中国是赋有家国情怀为主流的一代代人奋斗出来的,美好生活中应该包涵友谊、友情,奋斗过程中建立的友谊、友情更是弥足珍贵。


          2019年2月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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